中国特色养老金融:本质特征与发展方向
王冬梅;谭峥;何德旭;人口老龄化对金融体系服务养老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金融发展道路，既是提升养老保障能力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养老金融理论的重要命题。本文运用规范分析与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将中国特色养老金融界定为以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为基本构成的综合性金融制度安排，并据此构建分析框架。研究认为，中国特色养老金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保障思想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理论为理论根基，遵循家庭养老、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演进的历史逻辑，并受到老龄化阶段特征、区域发展差异和制度转型进程的共同塑造。与市场主导型养老金融相比，中国特色养老金融具有国家、市场与家庭协同治理、公共目标与市场机制相统一的制度特征。当前，制度摩擦通过推高风险溢价、抑制有效金融供给，降低养老资源配置效率。其优化路径在于以制度协同为主线，完善国家、市场与家庭责任共担机制，推动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功能协同，提升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与适应性。
技术革命驱动金融业质性演化的动态机制研究——基于新质生产力多元主体的适配视角
张少华;朱国庆;技术革命加速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金融业由“规模扩张”转向“质性跃升”提出了新的适配要求。本文从新质生产力多元主体的适配视角出发，基于金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同演进的分析逻辑，阐释金融业质性演化的内涵、驱动因素、动态机制与演化路径。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多元主体的技术属性差异导致金融需求显著异质，这种需求异质性构成金融业质性演化的根本驱动力;风险定价范式革新、金融基础设施重构与监管逻辑转型三条路径协同推进，共同构成金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同演化体系，其核心在于提升金融制度对技术进步的适配能力。同时，金融业质性演化受到技术适配成本、路径依赖障碍与风险累积等摩擦因素约束。基于此，应建立金融体系与新质生产力多元主体的精准适配机制，协同推进风险定价范式迭代、金融基础设施重构与监管逻辑优化，促进金融业质性提升、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相互协调。研究为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阐释以及差异化金融支持体系和动态监管机制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参考。
以“信息补偿”突破“普惠瓶颈”：公共数据开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
李细枚;郑嘉良;邹克;基于2011—2023年城市面板数据，考察地方政府设立数据开放平台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信息补偿显著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公共数据开放通过提升社会信用水平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数字技术应用通过增强金融机构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进一步强化公共数据开放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政策效应因地区发展水平、城市行政级别、产业结构和市场发育程度而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对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据此，应推进全国一体化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完善数字信用评估体系，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并根据地区差异提升政策实施效能。
数字技术重塑金融空间布局的影响机制研究
岳华;刘昕妍;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信息传递与处理成本，正在重塑金融机构空间布局，并可能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本文基于金融机构地理信息数据构建空间集聚指标，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对金融空间布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县域数据考察其普惠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发展显著促进金融机构空间集聚，该效应存在一定触发条件并呈边际递减特征。机制检验表明，金融业务迭代升级和金融市场竞争筛选是数字技术驱动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金融资源相对稀缺城市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技术创新则在金融资源较为富集的城市中作用更为显著;同时，数字技术具有一定的制度补偿功能，在知识产权保护相对薄弱地区的作用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数字技术驱动的金融机构集聚具有普惠效应，能够提高县域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包容性。据此，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创新，因地制宜优化金融机构空间布局，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数字普惠金融—禀赋结构”匹配与县域创业活力——新结构金融学视角
僧建芬;张立杰;基于2014—2023年县域层面经济数据，本文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禀赋结构”匹配对县域创业活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禀赋结构”匹配显著提升县域创业活力，在“负差距”框架下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传统信贷资源较为薄弱的地区和东部地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双要素”匹配情形下，信贷资金主要来源于国有银行县域支行和县域金融机构;在“双要素”错配情形下，则主要来源于国有银行县域支行。机制检验表明，“双要素”匹配主要通过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激活市场需求和降低创业成本提升县域创业活力。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均能强化“双要素”匹配对县域创业的促进作用。建议以因地制宜为原则，依据资源禀赋采用差异化策略提升县域创业活力。
央行预期管理的就业效应研究
蒋海;代梦澳;基于2011—2022年央行沟通文本及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央行沟通这一核心预期管理类货币政策工具对企业劳动力雇佣的影响效应，并从产品供需两侧揭示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央行沟通释放的情绪信号从产品供需侧通过增强企业家信心和扩大外部市场需求，传导至企业劳动力需求端，刺激劳动力雇佣，从而影响就业水平。随着政策透明度增加、经济周期上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以及企业对融资环境和宏观预期更敏感，央行沟通的就业促进效应会增强。除了促进企业雇佣规模扩张外，央行沟通还能够促进企业劳动力质量提升和雇佣结构优化。基于此，应进一步完善央行沟通机制，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前瞻性，通过有效引导市场预期增强企业信心、扩大企业用工需求，并根据不同经济环境和企业特征实施差异化预期管理，以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作用。
金融强国目标下的结构性权力、货币竞争与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基于“中心国—外围国”动态博弈模型研究
王顺龙;陈云贤;杨扬;基于“国家金融学”理论框架，构建“中心国—外围国”两期动态博弈模型，从微观机制上揭示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心国与外围国在储备资产发行、汇率政策与风险承担中的行为逻辑。通过对比完全信任、理性预期与寡头竞争等情形，系统分析中心国通过发行储备资产获取“国际铸币税”并在危机时能够转嫁风险的行为机制与结构性权力，以及外围国在现有货币体系中的结构性弱势。研究表明，国际货币竞争本质上是围绕货币权力的动态博弈，汇率预期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实体经济与贸易结构则是货币国际化的根本支撑。通过参数校准与数值模拟，论证理性预期、寡头竞争与贸易顺差对储备资产发行、收益率及危机概率的定量影响，并从短期（贸易结算闭环）、中期（预期管理与离岸市场）、长期（制度性权力与多极治理）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分层路径，强调将实体经济优势转化为货币信用、将政策可信度转化为汇率预期的战略逻辑，为新兴大国货币从“外围”向“中心”跃迁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方案。
迈向2050中国金融强国建设的深层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CDGs2050”的多维分析框架
王文;敦志刚;丁壮;李佳莹;吴奇聪;立足“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跃升的历史进程，本文以“全面发展目标2050(CDGs2050)”为分析框架，从“集体—制度”“集体—技术”“个体—技术”“个体—制度”四个维度，系统阐释面向2050中国金融强国建设的内涵要义、理论逻辑、核心特质、现实困境与全球协同路径。研究认为，金融强国并非金融规模、市场容量或机构数量的简单扩张，而是制度供给、技术赋能、资源配置、风险治理与国际影响力的综合跃升。面向2050年，中国金融强国建设应形成全球货币与金融治理的“锚定力和规则力”、全球金融中心与资本市场的“定价力和配置力”、金融基础设施与科技支撑的“平台力和标准力”、产融协同与绿色转型的“动员力和转型力”、风险治理与金融文化的“韧性力和共识力”。同时，中国仍面临全球治理“权力—规则”错配、人民币国际化“信用—开放”张力、金融科技“创新—治理”两难、金融中心“集群—分工”协同不足以及金融安全“外部冲击—内部传导”叠加等结构性约束。基于此，本文提出引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深化人民币国际化、加速金融科技融合、打造世界级金融中心集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金融支持体系的实践路径，以期推动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与高效能治理中实现协同跃升。
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冲击下的地方财政何以为继——兼论金融稳定的稳定器效应
刘建国;刘娜娜;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金融稳定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嵌入三期世代交叠模型，演绎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非线性影响，并从收入与支出渠道探索这一非线性影响的内在机制与金融稳定的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使用2010-2023年中国246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多个区域的地方财政已呈现“财政疲劳”现象，且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之间存在显著非线性关联。其中，少儿抚养比呈U型影响，老年抚养比呈倒U型影响，这一结论经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组检验结果表明，上述非线性关系在财政支出分权、税收税源背离度与人才引进政策强度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进一步地，少儿抚养比通过收入渠道的滞后性U型传导与支出渠道的即时性线性负担，对财政可持续性形成U型冲击；老年抚养比则通过收入渠道的即时性倒U型传导与支出渠道的滞后性负担累积，对财政可持续性形成倒U型冲击。此外，金融稳定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关系中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需从人口年龄结构动态监测、政策组合精准适配、跨周期预算平滑机制与金融稳定功能强化四个维度协同发力，以实现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背景下地方财政的平稳健康运行。
公共数据开放何以驱动科技金融发展——基于新质生产要素替代的视角
贾宪军;路峥;基于2011—2023年中国27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公共数据开放试点政策对科技金融发展的影响及其演化逻辑。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试点政策作为一种新质要素供给，通过实现对传统金融支撑要素的替代与逻辑重构提升了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公共数据开放对科技金融的驱动效应在科技和金融等资源禀赋较好地区表现更佳。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主要通过两条路径赋能科技金融：一是通过缓解行政分割和增加信息获取可得性，提升了信息搜寻匹配效率；二是通过优化政商关系与增强政府公信力，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此基础上，可适时建设双轨公共数据开放体系，实施因城施策、梯度拓展的公共数据开放深化路径，研究从数据要素供给的政策视角拓展了科技金融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评估公共数据开放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基于绿色企业与“两高”企业的对比研究
连莉莉;以2000~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债务融资成本的角度分析绿色信贷对绿色企业与"两高"企业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有效推动了绿色企业发展,遏制了"两高"企业发展。在横截面上,绿色企业与"两高"企业相比承担较低的债务融资成本。这种显著的差异与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密切相关,在经济意义上也是重要的。在时间趋势上,绿色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了相应改善。但是,绿色信贷需要相配套的双向监管体系,确保绿色贷款专款专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邹新月;王旺;基于中国2011～2018年中国省际的相关数据,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分别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且通过对内部机制的疏导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收入、移动支付、消费信贷和保险促进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因此,在防范居民债务累积的前提下,政府应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消费水平的提升;同时应重点发展数字普惠体系中的移动支付和互联网保险。
绿色信贷能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吗
何凌云;梁宵;杨晓蕾;钟章奇;基于中国152家节能环保上市企业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绿色信贷对节能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以及绿色信贷政策和环保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当期和滞后一期的绿色信贷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均对环保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信贷通过研发投入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存在时滞效应。考虑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时,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环保企业,绿色信贷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于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促进作用尚未凸现,而环保产业政策的实施能显著增强绿色信贷对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绿色信贷、内外部政策及商业银行竞争力——基于9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
何凌云;吴晨;钟章奇;祝婧然;基于4家国有上市银行和5家股份制上市银行2008~2016年绿色信贷余额与总资产收益率等数据,运用系统GMM回归方法分析了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与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内外部政策对其影响。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绿色信贷能够有效提高总资产收益率,综合考虑不良贷款率、总资产等控制变量时,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相对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内外部政策的实施均对商业银行竞争力产生了促进作用,且内外部政策的综合作用大于单一政策的作用;考虑政策作用时,绿色信贷对竞争力的促进作用较不考虑政策时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这并不说明政策的无效,而是与绿色信贷自身特点、实施成本、政策时滞等因素有关。因此,政府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商业银行应有条件地执行绿色信贷政策。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蒋庆正;李红;刘香甜;选取中国东、中、西部15个省市样本数据,利用Cov层次分析法(Cov-AHP)和正交偏向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PLS),分别对中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东西部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水平、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其中人均收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在各因素中重要性最大,而存款贷款比例、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与农村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建议充分利用金融机构推出的手机银行、短信银行、微信公众号等数字金融渠道,提高农村居民的数字金融意识,促进农村数字金融的平稳有序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刘心怡;黄颖;黄思睿;张桃霖;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在收入提升和缩小差距方面作用效果明显；结构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有效促进了共同富裕，其中包容性特质(覆盖广度)的促进效果表现更为明显；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而东部地区更多地表现为增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机制促进了共同富裕，同时通过经济增长机制中介促进收入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相关部门应当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基础支撑，加强数据能力建设，提升居民金融素养，从而帮助低收入群体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邹新月;王旺;基于中国2011～2018年中国省际的相关数据,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分别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且通过对内部机制的疏导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收入、移动支付、消费信贷和保险促进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因此,在防范居民债务累积的前提下,政府应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消费水平的提升;同时应重点发展数字普惠体系中的移动支付和互联网保险。
绿色金融政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机理、特征与实证研究
王宏涛;曹文成;王一鸣;基于2008—2020年中国174家商业银行样本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机理、效应与特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积极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会显著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在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较高、市场势力较强、业务经营范围较广的银行中影响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绿色信贷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是通过提升商业银行盈利水平、改变商业银行盈利结构的“盈利”渠道，以及通过提高总体违约风险和资产风险承担能力的“风险”渠道达到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越高，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相应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商业银行积极开展绿色信贷业务，提高绿色信贷占比，对于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是一个同时颇具宏观与微观价值的政策选择。
绿色信贷能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吗
何凌云;梁宵;杨晓蕾;钟章奇;基于中国152家节能环保上市企业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绿色信贷对节能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以及绿色信贷政策和环保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当期和滞后一期的绿色信贷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均对环保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信贷通过研发投入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存在时滞效应。考虑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时,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环保企业,绿色信贷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于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促进作用尚未凸现,而环保产业政策的实施能显著增强绿色信贷对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供应链金融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特征、渠道机制与非信任环境下的效应差异
张黎娜;苏雪莎;袁磊;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金融业态，其与企业微观主体生产创新行为有着密切关联。以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探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驱动作用，对于不同属性企业而言展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效果。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与传递市场良好信号、缓释金融约束与加强财务稳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增大创新产出等三种路径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地，在社会非信任环境下，供应链金融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展现出更大的弹性。建议加强培育供应链金融生态、强化供应链金融政策体系支撑、提高精准施策水平、营造良好的市场信任环境。
期刊信息
期刊中文名称：金融经济学研究
期刊英文名称：Financial Economics Research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广州
语种：中文
主管：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广东金融学院
编委会主任：易行健
主编：李华民
ISSN号：2097-1346
CN号：CN44-1696/F
邮发代号：46-119
期刊网址：https://jiro.cbpt.cnk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