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数字货币应计息并发挥信用职能吗——基于新货币主义经济学的分析
张夏;基于新货币主义的分析范式，研究央行数字货币是否应计息并发挥信用职能。当央行数字货币是现金的完全替代时，总产出不发生变化。当央行数字货币计息且不具备信用职能时，货币政策能打破零利率下限，促进经济增长。当央行数字货币发挥信用职能时，总产出会增加，间接融资将向直接融资逐渐过渡。当央行数字货币与现金共存时，货币政策不能打破零利率下限，总产出是否增加取决于CBDC是否发挥信用职能。只有当央行数字货币发挥信用职能后，才能激励更多居民使用，完成现金向央行数字货币的转化。因此，计息且具有信用职能的央行数字货币能扩大货币政策空间，推动经济增长。
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系统改革能“抑制缓释”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吗
孙志红;王心怡;刘炳荣;基于2010—2023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系统改革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系统改革通过削弱信贷错配、过度负债带来的杠杆失衡，以及削弱担保关联、影子银行以及金融化同群引致的信用风险关联，“抑制缓释”了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抑制缓释”效应主要在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城投债期限结构较长、银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宽松型或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与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系统改革相搭配，在非泡沫期、经济收缩期能“抑制缓释”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但在泡沫期、经济扩张期收效不显著；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系统改革的“防风险”效应，能推动主业业绩增长，平缓主业业绩波动。基于此，建议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上位法和监管资源配置强化事前约束，运用现代监管手段与协调机制优化企业融资竞争环境，优化央地监管协同框架以实现跨周期调控，促进“防风险”与“稳增长”并行不悖。
数智融合发展的金融资源错配纾解效应研究
刘亦文;陈熙钧;纾解金融资源错配有助于金融强国建设以及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数智融合发展指数，通过企业资本使用效率偏离度测算地区金融错配指数，验证数智融合发展的金融资源错配纾解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智融合发展能够有效纾解金融资源错配，且区域市场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市场越活跃，该纾解功能越显著。从机制效应看，数智融合发展主要通过促进产业高级化以及提高金融科技水平两个渠道纾解金融资源错配。在选择效应方面，财政不确定性和非实体经济发展差异可能会削弱数智融合发展纾解金融资源错配的影响。鉴于此，要利用好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发展新模式，致力于改善金融资源配给格局，最终实现中国金融资源布局优化。
个人养老金参与意愿何以曲高和寡——基于银行渠道调研数据的金融素养与资金账户优势的解释
刘能华;发展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采用Logit模型，研究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阶段“开户热、缴存凉”的问题。研究发现，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越高，其养老金账户开通意愿越强烈，但其个人养老金缴存意愿受到账户支取限制的约束；资金账户优势与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通、缴存意愿均正相关。金融素养、资金账户优势与个人养老金账户开通、缴存意愿的相关性因居民受教育程度、主要消费支出类型、婚姻状况等情景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机制分析发现，资金账户优势和劣势(流动性限制)共存带来的资金收益的额度，如果比金融素养水平带来的“缴存资金”在其他渠道投资收益预期更小，居民选择“开而不缴”。因此，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和优化税制破解低收入群体“开而不缴”之谜，也要通过提高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收益率和优化支取情景破解高收入群体“开而不缴”之谜；短期内，商业银行要精准把握居民特点，让潜力居民尽快开户并缴存；长期内，要逐步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提前规划个人养老。
外部事件冲击、机构交易应变与境外机构重仓债券价格稳定性——持仓机构结构与行为视角的机制逻辑
李旭;于畅;江晶晶;基于中国债券市场微观交易数据，考察2022年3月美联储加息对境外机构重仓债券价格稳定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美联储加息显著削弱境外机构重仓债券的价格稳定性，通过市场参与度提升及卖出方向共识度增强予以传导。境内机构呈现差异化调节作用，配置类机构政策导向更强，发挥“逆势承接”稳定器功能；产品类机构交易方向与境外机构趋同，放大市场波动；交易类机构作用随市场状态变化。异质性分析显示，长期限债券和境内机构参与度较低的债券受美联储加息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境外机构重仓债券的波动具有明显外溢效应，冲击债券市场稳定性。为提升中国债券市场在外部扰动下的稳定性，建议强化识别与状态监测预警、分阶段完善闭环治理机制、优化稳定导向的制度与激励安排以增强市场主体的逆周期行为意愿。
高质量发展压力有助于实体企业去金融化吗
罗鹏;晏宗新;陈义国;推动实体企业脱虚返实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通过测算2013—2024年2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地方政府高质量发展压力值，考察高质量发展压力能否改变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高质量发展压力能够抑制企业金融化，且对短期金融投资的抑制效果好于长期金融投资。机制检验表明，高质量发展压力抑制企业金融化存在结构性纾解融资约束、提高实体投资与金融投资收益差两条传导路径。异质性检验表明，高质量发展压力在数字金融发达地区、2015年新发展理念提出后，以及在非重污染、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表现更优。因此，应从完善政府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发挥政府在企业脱虚向实中的关键作用、重视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三方面推动实体企业去金融化。
中国特色养老金融：本质特征与发展方向
王冬梅;谭峥;何德旭;人口老龄化对金融体系服务养老保障提出新要求，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金融发展道路，是提升养老保障能力的现实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养老金融理论的重要命题。本文运用规范分析与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将中国特色养老金融界定为以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为基本构成的综合性金融制度安排，并据此构建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中国特色养老金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保障思想和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理论为理论根基，其形成遵循家庭养老、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的历史逻辑，并由老龄化阶段特征、区域发展差异和制度转型进程共同塑造。与市场主导型养老金融相比，中国特色养老金融体现出国家、市场与家庭协同治理的制度特征，以及公共目标与市场机制相统一的运行机制。当前，制度摩擦通过推高风险溢价、抑制有效金融供给，降低养老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关键在于以制度协同为主线，完善国家、市场与家庭责任共担机制，推动三类养老金融功能协同，提升养老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与适应性。
气候变化对中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影响——兼论农业保险的调节效应
钟伟霞;张伟;魏珺一;丁宇刚;基于2011—2023年地级市数据，实证分析了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保障的影响及农业保险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温和的气候变化令粮食安全得以重视与保障，但剧烈的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与挑战，即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机制分析表明，在气候变化初期，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正向效应居于主导，而当气候变化强度超过临界阈值后，系统脆弱性累积与释放的负向效应反占上风，由此可捕捉到在秦岭淮河以南、耕地资源较为丰富、农业技术基础较为坚实的地区，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保障的倒U型关系相对更为明显。此外，农业保险对这一倒U型关系起到差异化的调节作用，即在气候变化程度较轻时，农业保险能在其中有效发挥风险缓冲功能；但随着气候变化加剧，相应的调节效果逐渐弱化。因此，保障粮食安全需以技术赋能生产与资源优化配置为抓手，着力降低农业生产系统的脆弱性，同时强化农业保险保障，弥补极端气候下的潜在短板。
竞争对手分析师荐股评级与焦点企业双元创新
周方召;刘倩;徐娜娜;如何通过资本市场信息传导机制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是当前理论与实践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2010—202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竞争对手分析师荐股评级信息对焦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竞争对手获得更高分析师荐股评级会显著提升焦点企业的开发式与探索式创新水平。机制分析显示，竞争对手分析师荐股信息通过扩大焦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风险承担能力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效应在高管具备研发或海外背景以及明星分析师覆盖度较强的企业中更为突出。此外，竞争对手的分析师荐股评级上调还会增强焦点企业投资对股价信号的敏感性，并改善其未来市场绩效。据此，相关部门应强化证券分析师的信息溢出功能，完善资本市场信息传导机制，并引导企业优化高管结构与激励机制，为激发企业双元创新、驱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绿色投资基金如何影响企业气候风险敞口
庞思璐;成春林;华桂宏;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0—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绿色投资基金如何影响企业气候风险敞口。研究发现，绿色投资基金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气候风险敞口，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投资基金通过增强企业气候风险感知（感知能力）、缓解流动性约束（获取能力）以及促进绿色管理创新（转换能力），进而降低企业气候风险敞口。调节效应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强度与CEO环保背景正向调节了绿色投资基金的风险缓释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效应在非高碳行业、极端天气高发地区以及股票高流动性企业中更为显著。据此，建议政府加大对绿色投资基金的政策扶持力度，完善投资标准与信息平台建设，以引导企业有效应对气候风险。
绿色信贷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基于绿色企业与“两高”企业的对比研究
连莉莉;以2000~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债务融资成本的角度分析绿色信贷对绿色企业与"两高"企业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有效推动了绿色企业发展,遏制了"两高"企业发展。在横截面上,绿色企业与"两高"企业相比承担较低的债务融资成本。这种显著的差异与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密切相关,在经济意义上也是重要的。在时间趋势上,绿色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了相应改善。但是,绿色信贷需要相配套的双向监管体系,确保绿色贷款专款专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邹新月;王旺;基于中国2011～2018年中国省际的相关数据,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分别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且通过对内部机制的疏导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收入、移动支付、消费信贷和保险促进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因此,在防范居民债务累积的前提下,政府应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消费水平的提升;同时应重点发展数字普惠体系中的移动支付和互联网保险。
绿色信贷能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吗
何凌云;梁宵;杨晓蕾;钟章奇;基于中国152家节能环保上市企业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绿色信贷对节能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以及绿色信贷政策和环保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当期和滞后一期的绿色信贷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均对环保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信贷通过研发投入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存在时滞效应。考虑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时,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环保企业,绿色信贷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于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促进作用尚未凸现,而环保产业政策的实施能显著增强绿色信贷对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绿色信贷、内外部政策及商业银行竞争力——基于9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
何凌云;吴晨;钟章奇;祝婧然;基于4家国有上市银行和5家股份制上市银行2008~2016年绿色信贷余额与总资产收益率等数据,运用系统GMM回归方法分析了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与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内外部政策对其影响。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绿色信贷能够有效提高总资产收益率,综合考虑不良贷款率、总资产等控制变量时,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相对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内外部政策的实施均对商业银行竞争力产生了促进作用,且内外部政策的综合作用大于单一政策的作用;考虑政策作用时,绿色信贷对竞争力的促进作用较不考虑政策时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这并不说明政策的无效,而是与绿色信贷自身特点、实施成本、政策时滞等因素有关。因此,政府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商业银行应有条件地执行绿色信贷政策。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蒋庆正;李红;刘香甜;选取中国东、中、西部15个省市样本数据,利用Cov层次分析法(Cov-AHP)和正交偏向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PLS),分别对中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东西部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水平、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其中人均收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在各因素中重要性最大,而存款贷款比例、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与农村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建议充分利用金融机构推出的手机银行、短信银行、微信公众号等数字金融渠道,提高农村居民的数字金融意识,促进农村数字金融的平稳有序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刘心怡;黄颖;黄思睿;张桃霖;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在收入提升和缩小差距方面作用效果明显；结构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有效促进了共同富裕，其中包容性特质(覆盖广度)的促进效果表现更为明显；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而东部地区更多地表现为增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机制促进了共同富裕，同时通过经济增长机制中介促进收入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相关部门应当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基础支撑，加强数据能力建设，提升居民金融素养，从而帮助低收入群体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邹新月;王旺;基于中国2011～2018年中国省际的相关数据,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分别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且通过对内部机制的疏导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收入、移动支付、消费信贷和保险促进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因此,在防范居民债务累积的前提下,政府应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消费水平的提升;同时应重点发展数字普惠体系中的移动支付和互联网保险。
绿色金融政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机理、特征与实证研究
王宏涛;曹文成;王一鸣;基于2008—2020年中国174家商业银行样本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机理、效应与特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积极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会显著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在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较高、市场势力较强、业务经营范围较广的银行中影响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绿色信贷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是通过提升商业银行盈利水平、改变商业银行盈利结构的“盈利”渠道，以及通过提高总体违约风险和资产风险承担能力的“风险”渠道达到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越高，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相应的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商业银行积极开展绿色信贷业务，提高绿色信贷占比，对于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是一个同时颇具宏观与微观价值的政策选择。
绿色信贷能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吗
何凌云;梁宵;杨晓蕾;钟章奇;基于中国152家节能环保上市企业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绿色信贷对节能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以及绿色信贷政策和环保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当期和滞后一期的绿色信贷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均对环保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信贷通过研发投入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存在时滞效应。考虑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时,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环保企业,绿色信贷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于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促进作用尚未凸现,而环保产业政策的实施能显著增强绿色信贷对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供应链金融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特征、渠道机制与非信任环境下的效应差异
张黎娜;苏雪莎;袁磊;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金融业态，其与企业微观主体生产创新行为有着密切关联。以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探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驱动作用，对于不同属性企业而言展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效果。机制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与传递市场良好信号、缓释金融约束与加强财务稳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增大创新产出等三种路径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地，在社会非信任环境下，供应链金融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展现出更大的弹性。建议加强培育供应链金融生态、强化供应链金融政策体系支撑、提高精准施策水平、营造良好的市场信任环境。
期刊信息
期刊中文名称：金融经济学研究
期刊英文名称：Financial Economics Research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广州
语种：中文
主管：广东省教育厅
主办：广东金融学院
编委会主任：易行健
主编：李华民
ISSN号：2097-1346
CN号：CN44-1696/F
邮发代号：46-119
期刊网址：https://jiro.cbpt.cnk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