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商业保险持有和金融资产配置两个维度，考察老年人参与养老服务金融演化趋势，并据此实证分析养老服务金融对老年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参与养老服务金融促进老年家庭消费水平提升，同时推动老年家庭消费结构改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养老服务金融对老年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主要通过降低预防性储蓄压力、提高财产性收入和增强社会互动等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养老服务金融对东部地区家庭、农村家庭、低收入家庭、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以及有传统养老观念家庭的消费提振作用更强。因此，建议金融机构开发兼具差异化、场景化和普惠性的养老金融产品，满足社会成员对养老资产配置的需求；同时健全金融产品与医疗健康、长期照护服务一体化的供给机制，优化备老人群的市场选择。
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建设金融强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学术界有必要在反思二战后主流宏观经济学对货币金融问题严重忽视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基础上，结合货币金融史视角的经验分析，探讨金融发展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意义。历史地看，作为一种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金融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力量，也是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金融发展是推动大国崛起的重要条件，也是国家经济发展成败的重要因素。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深化金融发展是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中国应该积极推动内生性的金融深化发展，以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扩大内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
基于带金融摩擦的新凯恩斯模型，以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为切入点，引入基于抵押品的中期借贷便利工具(MLF),分析中期借贷便利工具对宏观经济的作用路径及机制，并探讨中期借贷便利工具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效果。研究表明，中期借贷显著促进了总产出、总消费和总投资，提升银行资产净值，且能够有效降低贷款利差，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进一步的数值模拟发现，相比政府支出与消费税，中期借贷便利与工资税搭配能更有效地应对外生冲击导致的经济波动，稳定经济，且社会福利损失最小；从政策协调搭配熨平经济波动的机制看，中期借贷便利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主要通过作用于部门信贷利差、银行持有抵押品规模变化进而影响总产出、消费与企业投资的稳定。基于此，建议合理运用MLF工具，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推动MLF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稳增长的政策合力；优化抵押机制，增强MLF工具的传导效果。
选取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索企业创新韧性、风险投资力度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创新韧性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风险投资力度能够正向调节企业创新韧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风险投资力度跨越门槛值后，企业创新韧性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更强促进效果；依据科创走廊建设带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风险投资力度的正向调节作用只存在于长三角、北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他区域的风险投资力度过大反而会抑制企业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应制定区域差异化发展政策，改善创新环境、注重风险投资评估，合理推进产业结构有效升级。
运用2013—2023年中国171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存贷业务流动性创造及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存贷业务整体流动性创造，且在存款端与贷款端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大型和中小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存贷业务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存在明显组间差异，大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其存贷业务流动性创造的影响更大。银行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增加零售活期存款和存款端流动性创造促进贷款端流动性创造，且零售活期存款和存款端流动性创造具有链式中介作用。存贷业务流动性创造可以降低中、长期期限错配风险，但银行数字化转型对该过程产生抑制作用。因此，应增强存款端的流动性创造能力，加强对中长期期限错配风险的预警和管理，确保银行在流动性创造过程中保持稳健。
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是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1—2022年数据为样本，研究企业气候风险感知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气候风险感知显著推动了绿色创新，且该促进作用主要由气候转型风险感知，而非气候物理风险感知所驱动。在采用中国签署《巴黎协定》作为外生冲击进行因果识别检验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气候风险感知对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越显著，该结论支持机构投资者撤资担忧假说。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气候风险感知通过推动绿色创新确实产生了正的市场绩效。因此，建议通过优化机构投资者的激励机制和制定相关支持政策，促进企业加大绿色创新投入，以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22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模型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创业活跃度是科技金融政策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财政科技支出在科技金融政策影响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数字鸿沟小、非资源型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城市中，科技金融政策实施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因此，通过科技金融切实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需要加快建设多元化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并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从而提高创业活跃度；另一方面需要全面贯彻实施新发展理念，制定精准化、特色化的政策措施，确保科技金融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
利用2014-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扩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扩张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该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非银行持股企业和对银行借款依赖度高的企业更为明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通过挤占企业的外部融资规模、提高资本成本引发投资挤出效应导致投资不足，同时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产生投资挤入效应导致过度投资，最终降低企业投资效率；金融发展则通过扩大金融市场规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降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扩张对投资效率的逆向冲击。应充分关注融资平台债务扩张对非平台企业的投资效率风险溢出，利用金融市场创新发展来实现“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健全资本市场发展，为企业提供多元化、便利化的进入与退出渠道，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在全球利率普遍上行的背景下，多家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相继出现经营亏损，提升中央银行财务实力已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本文梳理了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等在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后所面临的账面亏损、净利息收入转负与汇兑损失等问题；结合日本银行的特殊情形，发现其虽未出现亏损，但同样面临资产久期错配与负债成本上升的财务挑战。随后，对各国通过资本补充、递延资产处理与利润留存调整等机制维持运转的经验与局限进行了提炼。对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评估表明，资本金规模偏小、外汇资产占比过高、政策性结构工具压缩利差收入、会计核算仍以历史成本为主等问题，可能削弱其财务韧性。因此，可通过完善资本补充与风险准备机制、推进公允价值计量与信息披露、重构以国债质押为核心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增强审慎管理能力等路径，强化中国人民银行财务实力。
通过构建包含数字化转型的金融犯罪模型分析银行数字化转型影响骗贷犯罪的主要机制和效应，并利用北大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和中国裁判文书信息构造了2010-2021年的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骗贷犯罪率，该作用主要来源于银行业务的数字化转型。从影响渠道来看，银行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减少信贷过程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增加骗贷犯罪的机会成本和降低犯罪收益，来削弱犯罪动机，降低骗贷犯罪率。进一步研究发现，要发挥银行数字化转型抑制金融犯罪的作用，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和社会信任环境。基于此，建议发挥银行数字化的普惠功能，以提高犯罪机会成本，并建立数字技术与信用评价协同、金融机构与监管执法部门协调的犯罪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