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控制权的反收购条款产生价值创造效应还是堑壕效应，在理论上存在广泛争议。基于手工整理的2011—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限选条款数据，从第二类代理问题视角，系统分析限选条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限选条款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其核心机制在于强化控股股东对董事会控制权，加剧掏空行为，形成堑壕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股权制衡度低、机构持股缺失及外部监督薄弱的企业中，堑壕效应更显著；高成长性与高科技企业凭借充足增长潜力，弱化堑壕效应，限选条款对创新无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限选条款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受创新水平调节：创新投入高、产出多的企业中，二者呈现“协同增值”效应，能够提升企业价值；而在创新薄弱企业中则表现为损害价值的堑壕效应。建议企业结合股权结构、成长性及创新水平动态调整限选条款，完善内部治理；监管部门应分类规范条款设置，强化外部监督与中小投资者保护，防范控股股东掏空，平衡控制权防御与创新发展需求。
基于中国债券市场微观交易数据，考察2022年3月美联储加息对境外机构重仓债券价格稳定性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美联储加息显著削弱境外机构重仓债券的价格稳定性，通过市场参与度提升及卖出方向共识度增强予以传导。境内机构呈现差异化调节作用，配置类机构政策导向更强，发挥“逆势承接”稳定器功能；产品类机构交易方向与境外机构趋同，放大市场波动；交易类机构作用随市场状态变化。异质性分析显示，长期限债券和境内机构参与度较低的债券受美联储加息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境外机构重仓债券的波动具有明显外溢效应，冲击债券市场稳定性。为提升中国债券市场在外部扰动下的稳定性，建议强化识别与状态监测预警、分阶段完善闭环治理机制、优化稳定导向的制度与激励安排以增强市场主体的逆周期行为意愿。
基于新货币主义的分析范式，研究央行数字货币是否应计息并发挥信用职能。当央行数字货币是现金的完全替代时，总产出不发生变化。当央行数字货币计息且不具备信用职能时，货币政策能打破零利率下限，促进经济增长。当央行数字货币发挥信用职能时，总产出会增加，间接融资将向直接融资逐渐过渡。当央行数字货币与现金共存时，货币政策不能打破零利率下限，总产出是否增加取决于CBDC是否发挥信用职能。只有当央行数字货币发挥信用职能后，才能激励更多居民使用，完成现金向央行数字货币的转化。因此，计息且具有信用职能的央行数字货币能扩大货币政策空间，推动经济增长。
纾解金融资源错配有助于金融强国建设以及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数智融合发展指数，通过企业资本使用效率偏离度测算地区金融错配指数，验证数智融合发展的金融资源错配纾解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智融合发展能够有效纾解金融资源错配，且区域市场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市场越活跃，该纾解功能越显著。从机制效应看，数智融合发展主要通过促进产业高级化以及提高金融科技水平两个渠道纾解金融资源错配。在选择效应方面，财政不确定性和非实体经济发展差异可能会削弱数智融合发展纾解金融资源错配的影响。鉴于此，要利用好数字化与智能化融合发展新模式，致力于改善金融资源配给格局，最终实现中国金融资源布局优化。
以2018年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成立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数字信任对企业漂绿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的成立显著抑制了企业漂绿。机制研究表明，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增强数字信任，主要通过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强化社会舆论监督、增强政府监管约束，进而抑制企业漂绿。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社会责任评级较高、公众关注度较高和环境烙印明显的企业中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的效果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与地方网络辟谣平台之间发挥互补效应以共同抑制企业漂绿。据此，建议健全国家与地方多层级辟谣平台协作机制、推动数字信任建设与绿色治理制度化衔接、对重点污染行业和受罚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管与舆论引导，推进数字化与绿色化“双化协同”转型。
为探索金融监管会促进还是抑制企业的劳动雇佣，以资管新规这一金融监管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资管新规对企业劳动雇佣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资管新规的实施产生了稳就业效应。这一效应在影子银行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在成长期和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抑制扭曲效应、缓解挤出效应是资管新规实现稳就业的两个作用机制。进一步检验发现，资管新规显著改善了金融化程度较高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其稳就业效应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有助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对上市公司的金融化行为，出台针对性的监管政策，有助于更有效地实现稳就业。
随着数据成为数字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数据安全已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和供应链安全管控的关键支撑。基于2009—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企业数据安全治理指数，实证考察数据安全治理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据安全治理正向影响商业信用融资。上述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非成熟期和高国际化水平的样本中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据安全治理可通过降低违约风险、提升供应链信任度双重渠道有效促进商业信用融资。同时，供应链数据依赖度和数据安全规范性会增强数据安全治理的融资效应。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据安全治理能够通过提升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赋能供应链韧性提升。基于此，建议政府部门持续健全数据安全治理的政策法规，引导企业立足自身实际强化数据安全治理，将数据安全优势转化为融资优势，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供应链韧性提升注入新动力。
基于2010—2023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系统改革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系统改革通过削弱信贷错配、过度负债带来的杠杆失衡，以及削弱担保关联、影子银行以及金融化同群引致的信用风险关联，“抑制缓释”了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抑制缓释”效应主要在财政分权程度较高、城投债期限结构较长、银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宽松型或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与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系统改革相搭配，在非泡沫期、经济收缩期能“抑制缓释”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但在泡沫期、经济扩张期收效不显著；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系统改革的“防风险”效应，能推动主业业绩增长，平缓主业业绩波动。基于此，建议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上位法和监管资源配置强化事前约束，运用现代监管手段与协调机制优化企业融资竞争环境，优化央地监管协同框架以实现跨周期调控，促进“防风险”与“稳增长”并行不悖。
耐心资本的注入是推动企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路径。基于2011—202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熵权法构建耐心资本与企业现代化转型指标体系，实证检验耐心资本对企业现代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耐心资本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现代化转型，特别是在企业智能化转型与绿色化转型方面，其推动作用更为显著，然而在高端化和数字化维度作用并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耐心资本通过优化产业链效率、改善劳动力结构、强化高管绿色意识等中介路径推动企业现代化转型；通过分组考察发现，在政府补助充足、市场竞争较弱的地区以及高管风险偏好较高、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中，耐心资本对企业现代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因此，应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引导耐心资本更多投向制造业企业长期发展领域，充分发挥其在提升产业链协同效率、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和强化管理层绿色导向中的治理作用，从而增强制造业企业持续推进现代化转型的内生动力。
发展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采用Logit模型，研究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阶段“开户热、缴存凉”的问题。研究发现，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越高，其养老金账户开通意愿越强烈，但其个人养老金缴存意愿受到账户支取限制的约束；资金账户优势与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开通、缴存意愿均正相关。金融素养、资金账户优势与个人养老金账户开通、缴存意愿的相关性因居民受教育程度、主要消费支出类型、婚姻状况等情景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机制分析发现，资金账户优势和劣势(流动性限制)共存带来的资金收益的额度，如果比金融素养水平带来的“缴存资金”在其他渠道投资收益预期更小，居民选择“开而不缴”。因此，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和优化税制破解低收入群体“开而不缴”之谜，也要通过提高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收益率和优化支取情景破解高收入群体“开而不缴”之谜；短期内，商业银行要精准把握居民特点，让潜力居民尽快开户并缴存；长期内，要逐步提高居民金融素养，提前规划个人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