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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邹新月;王旺;基于中国2011～2018年中国省际的相关数据,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分别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且通过对内部机制的疏导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收入、移动支付、消费信贷和保险促进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因此,在防范居民债务累积的前提下,政府应利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消费水平的提升;同时应重点发展数字普惠体系中的移动支付和互联网保险。
绿色信贷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基于绿色企业与“两高”企业的对比研究
连莉莉;以2000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债务融资成本的角度分析绿色信贷对绿色企业与"两高"企业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有效推动了绿色企业发展,遏制了"两高"企业发展。在横截面上,绿色企业与"两高"企业相比承担较低的债务融资成本。这种显著的差异与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密切相关,在经济意义上也是重要的。在时间趋势上,绿色企业债务融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了相应改善。但是,绿色信贷需要相配套的双向监管体系,确保绿色贷款专款专用。
绿色信贷、内外部政策及商业银行竞争力——基于9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
何凌云;吴晨;钟章奇;祝婧然;基于4家国有上市银行和5家股份制上市银行20082016年绿色信贷余额与总资产收益率等数据,运用系统GMM回归方法分析了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与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内外部政策对其影响。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绿色信贷能够有效提高总资产收益率,综合考虑不良贷款率、总资产等控制变量时,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相对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内外部政策的实施均对商业银行竞争力产生了促进作用,且内外部政策的综合作用大于单一政策的作用;考虑政策作用时,绿色信贷对竞争力的促进作用较不考虑政策时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这并不说明政策的无效,而是与绿色信贷自身特点、实施成本、政策时滞等因素有关。因此,政府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商业银行应有条件地执行绿色信贷政策。
绿色信贷能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吗
何凌云;梁宵;杨晓蕾;钟章奇;基于中国152家节能环保上市企业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绿色信贷对节能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以及绿色信贷政策和环保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当期和滞后一期的绿色信贷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均对环保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信贷通过研发投入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存在时滞效应。考虑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时,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环保企业,绿色信贷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于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促进作用尚未凸现,而环保产业政策的实施能显著增强绿色信贷对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高溢价并购的达摩克斯之剑:商誉与股价崩盘风险
邓鸣茂;梅春;高溢价并购形成的巨额商誉犹如达摩克斯之剑,会导致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中国沪深A股2007～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分析高溢价并购产生的商誉、商誉减值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发生并购且确认商誉后的第二年会发生股价崩盘风险,商誉减值后的第一年也会引起股价崩盘风险,其原因在于高溢价并购形成的巨额商誉并不能提升公司的业绩以及反映超额收益的本质,而是成为了上市公司重要股东进行伪市值管理,提升短期股价并借机减持的工具;大股东、管理层、机构投资者持股、分析师关注会加剧并购商誉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为监管层、投资者提供了准确的时间信号和监管依据,监管层、投资者均应关注高溢价并购导致的股价崩盘风险。
企业金融化是否降低了投资效率
张昭;朱峻萱;李安渝;以中国A股市场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82016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确存在"挤出效应",但金融化所积累的金融资产因较强的流动性也可以补充企业在实业投资的资金需求,因而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征;此外,企业金融化可以通过实业投资渠道和技术进步渠道对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在影响实业投资效率方面,企业金融化是一把"双刃剑",政府部门应当完善资本市场监管,防范企业过度金融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以使企业金融化能服务于企业的实业投资,进而起到优化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分布动态与空间趋同研究
陈银娥;孙琼;徐文赟;通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的综合评价模型,基于熵值法测算出20042013年中国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运用Kernel密度估计及空间Markov链等非参数估计方法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分布动态及趋同演变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普惠金融存在明显的多极分化格局和"俱乐部收敛"现象;全国普惠金融整体呈小幅下降趋势,东部地区越来越发散,中西部地区越来越收敛;考虑空间效应时,较高水平邻居能通过空间扩散效应间接带动邻近地区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刘心怡;黄颖;黄思睿;张桃霖;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在收入提升和缩小差距方面作用效果明显；结构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有效促进了共同富裕，其中包容性特质(覆盖广度)的促进效果表现更为明显；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而东部地区更多地表现为增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机制促进了共同富裕，同时通过经济增长机制中介促进收入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相关部门应当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基础支撑，加强数据能力建设，提升居民金融素养，从而帮助低收入群体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
张林;利用19992013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别建立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就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实体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金融发展和科技创新在短期和长期内均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表明金融发展与科技创新之间融合互动不足,没有实现协调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科技金融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仅需要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更需要提高金融与科技的融合深度和融合质量。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蒋庆正;李红;刘香甜;选取中国东、中、西部15个省市样本数据,利用Cov层次分析法(Cov-AHP)和正交偏向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PLS),分别对中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东西部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水平、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其中人均收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在各因素中重要性最大,而存款贷款比例、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与农村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建议充分利用金融机构推出的手机银行、短信银行、微信公众号等数字金融渠道,提高农村居民的数字金融意识,促进农村数字金融的平稳有序发展,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乡村振兴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