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06期
数字金融、理性泡沫和金融监管政策
王文甫;王苗;赵萌;通过构建包含数字金融、理性泡沫和金融监管政策的DSGE模型，从理性泡沫的视角探讨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及其相应的金融监管政策。长期静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缓解投资、产出、资产泡沫和资本的稳态值下降，提升长期经济的稳定性。短期动态结果显示，数字金融通过贷款渠道扩大了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增加了银行贷款、净值、杠杆率的波动，并经由流动性渠道助推了资产泡沫；但数字金融亦通过降低抵押品在信贷投放中的作用，削弱了资产泡沫的正反馈循环机制。逆周期资本缓冲和资本充足率为代表的金融监管政策通过约束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有效降低商业银行相关变量的波动性，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并抑制资产泡沫的扩张，但对投资和产出产生负面影响；相较于多元化的目标，单一明确的金融监管政策目标更有助于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建议监管机构基于数字金融的长短期经济效应优化监管政策框架。
中国地方财政收入汲取质量：指标构建、测度及时空演变
辛冲冲;刘丰睿;梅辉扬;提高财政收入汲取质量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2007—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汲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合成单一化综合指数，刻画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汲取质量。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来看，样本期内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汲取质量指数年度均值主要表现出温和上升态势；中部和东北两大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汲取质量指数年度均值于样本末期均出现微弱下降；全国和四大地区地方财政收入汲取质量的总体差异呈稳步上升态势，其中东部与东北组间的差异最大，整个样本期内，组间差异的贡献率持续高于组内差异和超变密度差异的贡献率；全国与四大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汲取质量差异演变趋势不存在σ收敛特征，但存在绝对和条件β收敛特征，且在其收敛中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建议通过税制改革优化财政收入结构、加强区域协调政策支持、因地制宜推动产业升级，并健全地方税体系以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和自主性。
金融数字化的理论逻辑、实践路径及政策取向——双层交易费用的视角
郑尊信;王慧;王英中;交易费用加剧市场信息不对称，进而引发市场失灵和结构性失衡，是阻碍数据在金融领域转化为生产要素的重要原因。从金融要素和数据要素有机融合视角出发，借助制度经济学理论提出双层交易费用框架，深入诠释数字金融的本质特征、具体表现以及金融数字化的理论逻辑、实践路径和政策取向。研究发现，源于数据要素市场化制度供给不足的第一层次交易费用，制约了金融数字化在降低表现为市场摩擦的第二层次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应将金融数字化、数据要素市场化与产业数字化统一起来，建立金融要素和数据要素有机融合的体制机制，以推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市场体系及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实现产业数字化与金融数字化协调发展。这不仅能够促进经济金融系统的循环畅通，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治理水平，还能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中国碳市场与金融市场间极端风险溢出效应——基于分位数关联网络的实证研究
田静;张骏;以中国碳市场与金融市场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条件分位数的溢出指数方法，研究中国碳市场与金融市场间的极端风险溢出效应，进一步构建TVP—FAVAR模型，基于气候风险视角考察两类市场间极端风险溢出的驱动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碳市场与金融市场间存在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且溢出强度在极端状态下明显增强；碳市场与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表现出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特征：正常状态下，风险溢出以碳市场为主导；极端冲击状态下，则以金融市场为主导。气候风险和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均会强化碳市场与金融市场间的极端风险溢出，且随着投资者对于气候变化关注度的提高，这一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建议有关部门建立跨市场监管机构或协调机制，监测和预警碳市场与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根据各市场的特性制定差异化的风险管理策略，将气候风险和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纳入市场风险管理框架。
数字金融、政府数字治理与城市经济韧性
王争;庄汝龙;张朝阳;数字经济时代，数字金融已经成为提升城市经济韧性的关键力量。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23年相关数据，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并探讨政府数字治理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优化资本要素配置、提高资本净流入水平并激励科技创新，进而有效提升城市经济韧性。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和政府数字政务平台建设以及城市治理模式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能够增强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行政级别更高、信贷资源充裕、经济社会发达与发展压力缓和的城市中，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表现出更强的边际作用。基于此，建议深化政府治理体系与数字技术的有机融合，实施差异化数字金融发展策略，有效发挥市场化机制与政策引导的协同作用，以优化资金投入结构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效增强城市经济韧性。
资管新规提升上市公司的新质生产力了吗——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黄宏斌;梁慧丽;张玥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以2015—202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资管新规作为外生冲击构建准自然实验，利用广义双重差分法分析资管新规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资管新规显著提高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资管新规通过提高企业融资效率和投资效率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对处于不同外部环境和行业、具有不同特征的企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宏观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监管政策和工具，更好地引导资源流向实体企业，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数字化转型抑制效应及机制研判
申明浩;姚凯辛;廉胜南;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受到其影子银行化行为的制约。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识别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显著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该抑制效应因企业生命周期阶段不同、企业规模大小差异及影子信贷模式不同而呈现异质性特征。机制分析发现，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主要通过加剧财务状况波动和抑制研发创新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会强化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建议加强对企业过度涉足影子银行行为的监管，引导企业“脱虚向实”,鼓励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绿色金融与环境税政策协同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洪瑶小雪;蒋先玲;于畅;在“双碳”目标与绿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绿色金融与环境税已成为政府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三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与环境保护税改革的协同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双政策”协同通过扩大研发投入、提升高管绿色认知及降低漂绿风险，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自愿性环境规制水平较高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双政策”作用下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更为突出，且环境治理水平较高地区的政策效果更为显著。基于此，应完善绿色金融与财税体系，在发挥单一政策优势的同时强化绿色金融政策与绿色财税政策的协同推进；在优化政策设计时充分考虑企业禀赋特征和地区实际情况，提升政策有效性，助力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背景下村干部治理能力与村庄农业保险参保——基于“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令涛;赵桂芹;基于2023年“千村调查”数据，研究数字化背景下村干部治理能力能否提升村庄农业保险参保率。研究结果发现，村干部治理能力可以显著推动农户农业保险参保行为，这一效应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存在；随着村干部治理能力逐渐加强，村庄内农户不参保和低参保率的概率逐渐下降，高参保率的概率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村干部积极宣传培训与强化互联网农业保险平台配置是主要作用路径，其中宣传培训的间接效应更强。异质性分析显示，村干部治理能力对农业保险参保率的显著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粮食主产省和中西部地区。因此，建议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增强村干部的治理能力，积极推广互联网农险平台的配置，以提高农业保险参保率。
因势利导：教育事权改革下的区际资本流动——兼论双循环视角下的企业异地投资检验
李国年;叶显;赵新成;以中国沪深A股2007—2022年上市企业数据为分析对象，实证检验中国教育事权改革政策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政策协同效应。研究表明，教育事权改革政策对企业异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并能够带动企业获得显著经济效益。异质性分析表明，教育事权改革对于处在创业活力较差、经济发展较差地区的企业而言，具有更强的异地投资驱动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教育事权改革能够赋能企业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强化风险承担意愿，由此对企业异地投资形成促进作用。从政策协同来看，教育事权改革与国内市场要素流通政策的协同，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在国内的异地投资水平，而无法影响国际层面的异地投资；教育事权改革与国际市场要素流通的政策协同，无法助力企业在国内层面的异地投资水平，却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在国际层面的异地投资强度。为此，有关部门应深化教育事权改革，优化政策协同体系，以异地投资为目标导向，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