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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建设金融强国”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学术界有必要在反思二战后主流宏观经济学对货币金融问题严重忽视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基础上，结合货币金融史视角的经验分析，探讨金融发展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意义。历史地看，作为一种技术创新和制度安排，金融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力量，也是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金融发展是推动大国崛起的重要条件，也是国家经济发展成败的重要因素。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深化金融发展是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中国应该积极推动内生性的金融深化发展，以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扩大内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
Abstract：Owing to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building a financially robust country has become a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cademic community should examine how post-Second World War mainstream macroeconomics has neglected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ssues and the resul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Additionally,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should b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netary and financial history.Historically, alongsid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inance has been a major driving force in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a crucial factor in the growth or decline of nations.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a key condition for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In the context of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financial deepening is the only means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Therefore, China should actively foster endogenous financial deepening to address challenges, including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improv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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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萧条的出现促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从以《货币改革论》《货币论》所体现的古典货币经济理论为主,转向了以货币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领域。用凯恩斯自己在《通论》序言中的表述,就是《货币论》仍旧沿袭了传统思路,而《通论》则“把货币理论变成了一个总生产的理论”。参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025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书中序言第2页。
(2)关于战后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认知偏误或阉割的分析,参见乔希·瑞安-科林斯、理查德·沃纳、安德鲁·杰克逊、托尼·格里纳姆2022年《货币从哪里来?》书中第13页、第16页、第19页、第24-27页、第37页、第40-43页和第181页,以及参见安·佩蒂弗2022年《货币权力:货币创造如何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书中第4-5页。
(3)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一书中明确指出:“长期是对当期事务的误导。从长期看,我们都将死去。”参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022年《货币改革论》书中第71页。
(4)凯恩斯基于批判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颇多。这里,针对战后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和理论体系的篡改和阉割,主要归纳为三点:第一,从货币史视角阐述了记账货币、银行货币到国家货币的发展、演变过程。第二,从货币经济学视角将资本主义商业周期归结为货币价值波动所导致的企业的债权和债务关系、资本边际效率及其预期的变化;在他看来,企业的预期和投资决定着总产量和就业量。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凯恩斯提出了在信贷银行制度下货币的内生性,即商业银行的信贷创造功能,“所有大存款都可以说是由持有存款的银行‘创造’的。”参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97年《货币论(上)》书中第6-11页、第24页和第29页。
(5)正如熊彼特所言,“货币理论被放在一个单独的隔间里”。参见Schumpeter J.A.,1954年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书中第1088页.
(6)意大利货币史学家卡洛认为,西方国家的货币主权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在19世纪以前的几个世纪里,每个国家无论是封建国家还是城市国家抑或是民族国家,外国钱币通常且普遍与当地钱币一起流通,各国没有自己的货币主权。在19世纪各国开始实施金本位制后,它们因或多或少忠实地遵循金本位的严格规定,各种政府也无法完全掌控货币的变化。但从19世纪中叶起,每个国家都只流行本国的货币。参见卡洛·M.奇波拉2023年《地中海世界的货币、价格与文明5-17世纪》书中第24-25页。
(7)关于美国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及其资金规模,参见罗伯特·赖克.美国的逻辑2011年《为什么美国的未来如此堪忧》书中第122页;以及参见罗伯特·希勒2012年《金融与好的社会》书中第132页。
(8)这封信的结尾写道:“综上,陛下,此次危机未能被预见其发生时机、波及广度和严重程度,也未能被及时遏止,虽存在诸多原因,但究其根本在于本国乃至全球众多英才集体想象力的匮乏——未能从整体角度理解系统性风险。”英国科学院官网:全球金融危机——为什么没人注意到 2016-12-09.https://www.thebritishacademy.ac.uk/publishing/review/14/british-academy-review-global-financial-crisis-why-didnt-anybody-notice/.
(9)女王去世了,但“女王之问”还在。
(10)日本学者板谷敏彦指出,《汉谟拉比法典》对利率有具体的规定(由于当时货币尚未出现,法典中计算单位为重量单位):商人若以谷物放贷,每1库鲁谷物可收取60卡谷物为利息;若以白银放贷,每1舍克勒白银可收取1/6舍克勒又6塞白银为利息。前者规定了谷物贷款的利息,1库鲁=180卡,即利率为33.3%,后者规定了白银的贷款利率,1舍克勒=180塞,1/6舍克勒为30塞,加上6塞合计36塞,即利率为20%。后续法律条文还有:如果放贷者违反规定,收取的利息超过1库鲁谷物允许获得的60卡谷物,或者1舍克勒白银允许获得的1/6舍克勒又6塞白银,则放贷者应丧失其所贷付之物。这是法典对利率上限的管制。
(11)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著名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通过宏大的历史分析证明,在15至18世纪的欧洲,资本积累的最终和最有效的源头并非来自公平市场交易下的生产“利润”,而是来自通过垄断、金融操纵和远程贸易所获取的具有“利息”或“租金”性质的超额回报。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上层建筑”中,通过控制信贷和稀缺资源的流通,实现了其最初的、也是最具决定性的积累。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2002年《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书中第21页、第131页。
(12)赛费迪安·阿莫斯(Saifedean Ammous)认为,时间偏好是个体决策中极其重要但却被严重忽视的一个维度。它指个体对当前价值和未来价值的对比。对于个人而言,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当前消费是生存必须,因而与未来的消费相比,当前的消费总是更有价值,这表明此人具有较高的时间偏好。但理性的人则愿意牺牲部分当前的消费,利用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那么这个人便拥有较低的时间偏好。正是由于人类相较于动物拥有较低的时间偏好,才使得我们能够抑制动物本能及其冲动,做出有利于远期、未来的理性选择,即降低时间偏好使得人类可以执行更长时间尺度的任务,满足更加长远的需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推迟了即时消费,将时间和资源投资于资本品生产,使得人类社会经济得以进步和发展。参见赛费迪安·阿莫斯2022年《货币未来:从金本位到区块链》书中第74-75页。
(13)戈兹曼认为,无论是李约瑟、伊懋可还是彭慕兰,他们对于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产生工业革命的分析都是不完整的,因为他们的解释都忽视了金融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因而“在寻求‘李约瑟之谜’的解释上,金融方面的因素值得认真思考”。
(14)在16世纪80年代以前,荷兰进口的胡椒等香料一直通过葡萄牙转口,但在1580年与荷兰敌对的西班牙吞并葡萄牙之后,荷兰的香料进口陷于断货困境。这一地缘政治的突变迫使荷兰组织自己的船队,直接前往亚洲开展香料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
(15)所谓英国金融革命,是指在大约1660年至1760年的百年间在英国金融领域发生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它涵盖了从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到金融思想、理念等一系列领域的里程碑式的创新。如国债的常态化发行、英格兰银行的创立、股票市场的广泛兴起、发展以及地方银行的蓬勃发展等。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2002年《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书中第579-583页。
(16)戈兹曼从金融史视角对“光荣革命”赞誉有加:“对于金融史学家而言,1688年是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英国作为全球性金融权力中心迅速崛起。随着荷兰君主统治英国,荷兰的银行家和金融从业者为英国带来了荷兰金融的‘基因序列’:开放金融市场、利用债券筹集政府债务、利用彩票刺激投机、为食利者阶层安排年金和养老金、组建一个为财政政策服务的中央银行。英国人在这些金融工具的使用过程中注入了强大的创造力,将它们应用于1688年以前社会所能想象到的方方面面。光荣革命释放了英国人在金融方面的想象力,在英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金融时代,作家兼企业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称之为‘杰出时代’”。
(17)国债年度余额包括有明确资金来源的已拨付债务(Thomas & Dimsdale,2017)、没有预先指定资金来源的未拨付债务(Mitchel,1988)和可终止年金的估计资本价值(Parliamentary Papers,1898)三个部分,Thomas & Dimsdale(2017)将上述三部分进行加总而得到。国债GDP占比数据来自Thomas & Dimsdale(2017);M2数据来自Palma(2017)。
(18)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中国并未存在过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货币体制,更无法形成货币本位制,即没有全国价值尺度同质化的制度安排及其过程;明朝只是在地区间贸易中使用银,地区内贸易仍然使用铜钱等其他货币,所以准确地说,明朝并非采用了银本位制,而是开启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具体参见李晓2022年《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书中第233-254页。
(19)关于美元体系的运行机制、逻辑与权力的研究,参见李晓2018年《美元体系的金融逻辑与权力——中美贸易争端的货币金融背景及其思考》文中第52-71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F832
引用信息:
[1]李晓.金融决定国家兴衰与中国深化金融发展[J].金融经济学研究,2026,41(01):148-166.